在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列第11，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连续2年位居全球第一，企业连续4年斩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，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关系……近年来，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进步。

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，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一项重要制度。自2015年我国开始践行技术调查官制度以来，技术调查官有效破解技术事实查明难题，推动审判质效不断提高。

日前，“砺技十载 智护新程——技术调查官制度运行成果暨前沿研讨会”在北京召开。科技日报记者深入采访，探寻技术调查官制度运行10年来是如何为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作贡献的。

制度创新：破解“卡脖子”难题

“蜜胺”，又名三聚氰胺。一起涉及“蜜胺”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的案件，耗时9年终宣判——案件权利人获赔6.58亿元，创下我国知识产权维权获赔纪录，案件获评“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3年度十大案件”。

该案涉及技术事实复杂，技术调查官通过深入的技术比对，最终明确技术差异，成为解开案件谜团的重要钥匙。

近年来，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，技术调查官的身影越来越多。技术调查官好比法官的“技术参谋”，能为法官提供及时、可靠、专门的技术支持，辅助厘清技术争议。技术调查官都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背景，如机械、化学、医药、材料、通信等。他们有的全职担任技术调查官，有的则是兼职。

2014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技术调查官暂行规定；2015年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派出技术调查官参与庭审；2019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技术调查官相关司法解释。一系列法律制度出台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崭新篇章也由此开启。

制度践行10年来，技术调查官成为破解技术类案件审判“卡脖子”难题的“关键利器”。

一组组数据印证成效：截至2024年底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先后选任技术调查官306人，参与4360件案件技术事实查明，出具3000余份技术调查意见；10年来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技术调查案件1517件，技术调查官出庭1325次；通过修订管理办法，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强化技术调查官作用，参审案件从最初个位数增至年均35—40件……回望过去，技术调查官参与审理一批重大知识产权案件，为法官厘清技术脉络、查明事实提供强力支撑。

“如今，技术调查官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技术调查官制度从无到有、从有到优、从探索走向成熟，印证了党和国家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战略决心，体现了司法服务保障科技创新的担当。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郎贵梅说。
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赵瑞罡也表示：“10年来，无数司法同仁与技术人才携手深耕，让技术调查官制度从纸上蓝图变为实践样本。”

技术赋能：查明事实更精准

广州黄埔区开创大道2662号，“广州知识产权法院”八个字大气端正。拾级而上，进入窗明几净的实验室，一股“科技味儿”扑面而来：无人机、3D扫描仪、红外光谱仪……一些技术领域常见的仪器设备有序陈列。

这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为技术调查官精心打造的实验平台。在这里，技术调查官依托专业设备，对物证进行拆解、记录、分析。“丰富的技术设备和实验手段为技术事实查明提供了硬件保障。”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袁峻介绍。

技术调查官利用科技辅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，在知识产权类案件中，这样的场景越来越普遍。

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陈瑞子介绍，利用3D建模技术，法院实现复杂机械证物拆解重组、内部剖视，通过具象化的呈现，大大降低法官对技术的理解难度。

科技赋能司法审判的价值，远不止于此。

2024年4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启动“版权AI智审”试点工作，借助“以图搜图”技术和海量数据库，显著提升著作权审判准确度。“未来，人工智能初筛+人工复核模式，可丰富技术事实查明手段，提高事实查明准确性。”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司法事务办公室主任兰诗文说，目前，已有不少高新企业推出类似的AI辅助系统。

随着技术手段升级，司法审判效率显著提高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上半年平均结案周期为85.26天，较2019年未引入技术调查官时缩短近72%；在技术调查官辅助下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类案件审理周期缩短近1/4，结案数从2016年1430件增至2024年4524件，增幅高达216%。

除了效率，审判质量也同步提升。“有技术调查官的帮助，法官对疑难复杂、跨领域的技术事实把握更精准。”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介绍。

技术调查官推动调解的作用同样显著。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技术类案件调撤率从2019年的69.71%提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88.23%。“技术调查官参与撰写的技术审查意见书，以及协助修改的裁判文书，因表述准确、专业，受到当事人广泛认可，推动服判息诉成为常态。”兰诗文说。

价值延伸：护航高质量发展

自动驾驶赛道上的一场纠纷，曾让两家科技企业陷入僵局。

北京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小马智行”）与由其前员工潘某、孙某创立的北京擎天智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擎天智卡”），因市场竞争陷入诉讼纠葛。小马智行以技术秘密被侵害为由诉至法院，要求索赔止损；擎天智卡则反诉对方在融资关键节点起诉属恶意诉讼。两起案件相互缠绕。
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借助技术调查官，让这场纷争迎来“破局时刻”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胡涵清担任技术调查官，从代码表层结构到算法深层逻辑开展逐层拆解，并结合系统动态行为反复验证，多次勘验后精准分析技术争议点，为案件审理提供了辅助性支持。

面对清晰的技术事实，剑拔弩张的双方表达谈判意愿，并在法院斡旋下最终“握手合作”。这不仅化解了企业困境，也保护了自动驾驶领域的良性竞争生态。

技术调查官制度的价值，同样在产业创新领域延伸。

在某花卉类植物新品种被侵权案件中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借助技术调查官与特邀调解员，促成司法矛盾化解。此外，法院联合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构建起“产业一线发现问题—司法行政协同破题—保护成果反哺产业”的全链条保护模式。

“以技术调查官为主体的技术事实多元查明机制，不仅是解决个案纠纷的工具，更是打通‘科技—产业—司法’循环的关键节点。”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叶鑫欣说。

随着技术创新加速和知识产权案件类型日益多样化，技术调查官也面临一些挑战。“目前，部分技术调查官在面对一些新兴技术领域或复杂技术问题时，存在知识储备不足、分析能力不够等短板。”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庭长刘军生坦言。

“技术调查官制度10年发展成效显著，但要实现长远发展，还需在资源配置上向高新领域倾斜，在权责规范上细化操作标准，在保障协同上打通部门壁垒，这样才能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注入更强动能。”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马一德表示。